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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明朝当时已经是战争时期了，还这样吵来吵去，骂来骂去的，确实要坏事。
天启皇帝头疼万分，但他生性仁慈，也始终无法下辣手来整治。
到天启四年，东林党杨涟等人上疏攻击魏忠贤，非要置魏忠贤于死地，恰好让事情发生了转折。
说起来这又是东林党自找的，因为那个时候魏忠贤也并没有做什么坏事，而杨涟等人却已经象打了鸡血一样，将之看成似乎比努尔哈赤还要可恶的对象，咬牙切齿的罗织罪行，非要灭之后快。
天启皇帝当然不愿意魏忠贤被处死或流放，而魏忠贤为了保命也要自卫。
这样一来，天启就加大了魏忠贤的权力，让他去对付东林党了。
就这样，原先天启皇帝朱由校狠不下心来做的事情，魏忠贤全给做了。
天启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魏忠贤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无数骂名去把东林党的清流压制下去。
但可以说东林党被打下去的结果，绝不是天启因为怠政让魏忠贤操纵的结果，而多半是相反，是魏忠贤被天启皇帝和部分反对东林党的文官利用的结果。
天启皇帝既然不能象他的爷爷万历皇帝那样用太极推手，用部分罢工的方式以柔克刚。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只能用这种辣手了，这并不是他情愿的结果，而是处在他的位置上，为国家百姓利益考虑下所能采取的不得已的手段。
天启皇帝重感情、重亲情的性格特点，也注定了他不是一个狠角色。
天启可以说在历史上的所有的皇帝里，也算得上极为仁慈宽厚的一个，他几乎对自己身边的所有人都很好。
只要能与天启搭上关系，在天启朝，基本上都有很好的保障。
大臣不必担心伴君如伴虎。
天启皇帝朱由校对自己的老师好，对自己的弟弟好，对自己的老婆好，对自己身边的仆人好，对自己的奶妈好，他对身边所有的人都非常有感情。
对自己的老师好，在《明史》孙承宗传里就说的很清楚的，“眷注特殷”，“帝不欲承宗离讲筵”，“先已屡加左柱国、少师、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遂加特进光禄大夫，廕子中书舍人，赐蟒服、银币，行人护归。”
天启五年，熹宗最终同意孙承宗辞职，其实也是出于保全自己老师的考虑。
这回朱由校招韦宝入京，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想和韦宝具体谈一谈辽东问题，也就是辽东谁当家的问题。
其实朱由校已经想好了让孙承宗归隐了，想问问韦宝的意见。
另外就是朱由校这个时候想到关外看看，顺便帮韦宝主持与赵金凤的婚事，还不是他一个人能做主的，有很多阻挠。
毕竟边事凶险，而孙承宗推荐的马世龙刚刚吃了败仗，朝廷内官员纷纷弹劾，万一再有个闪失，按照明朝的国法，就算天启想要袒护自己的老师都是不行的。
所以朱由校想索性同意孙承宗辞职，赐予各种头衔荣耀，荣归故里，也算是对自己老师一片报答之情了。
至于天启皇帝对自己老婆和弟弟感情非常好，可以看《明季北略》里的记载：“顺天府丞刘志选，劾后父张国纪，上下旨切责。后贤明，客氏忌之。上幸后宫，顾几上书一卷，问何书？后曰：赵高传也。上默然。忠贤怒，次日伏甲士于便殿，上搜得之，送厂卫。忠贤诬后父谋立信王，欲兴大狱。王体乾曰：‘上凡事愦愦，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脱有变，吾辈无类矣’。忠贤惧，乃杀甲士以灭口。”
这里王体乾说“上凡事愦愦，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脱有变，吾辈无类矣”，中的“凡事聩聩”不能理解成说天启昏聩无能，而是说天启在许多事情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魏忠贤闹去。
朱由校对于自己的兄弟信王朱由检和自己的妻子张皇后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王体乾告诉魏忠贤，就算用谋反这样的事情也是搬不动信王和张皇后，一旦天启皇帝生气追查谁在诬陷自己的弟弟，那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这种记载里有几点是值得注意，首先当然是天启皇帝对自己亲人感情深厚，不为谗言所动的态度。
其次是从天启皇帝和张皇后的对话，也可以看出所谓熹宗不读书说法的荒谬。
从王体乾说的“脱有变，吾辈无类矣”，可以看出天启皇帝绝对不是后世某些人想象的昏庸糊涂无能，相反他的才智能力都非常卓越。
尽管魏忠贤大权在握，但是只要天启一发威，即便仅仅是可能性，仍旧足以让魏忠贤等人感到害怕。
天启对魏忠贤的态度，对客氏的态度是众所皆知的。
天启对所有这些人都很好，并不是说这些人都是因为迎合自己癖好，拍自己马屁，所以他才喜欢他们云云。
至少从他对自己老师孙承宗，以及对自己弟弟朱由检的态度来看，确实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是秉性仁厚所致。
甚至一开始他对朝廷官员的态度也是很好，这些官员互相争吵，互相攻击，以及对他本人的批评指责，他也都是用很温和的态度来对待回应。
后来是实在痛心于国事，在这些自命为正人君子的官员争吵中越搞越坏，也不满于东林党动辄盛气凌人，要杀这个，要杀那个的。
所以才放纵了魏忠贤施加辣手打压东林党人。
明末被丑化的不仅是天启皇帝一个人，后来的崇祯皇帝以及南明的弘光皇帝也没有幸免。
崇祯处置大臣都是按照法律来严格执行的，并没有把个人意志凌驾在法律之上，结果被诬蔑成了滥杀大臣。
至于崇祯内帑空空如洗，结果却被造谣说有七千万两白银在内帑里舍不得用，说崇祯是守财奴云云，更是颠倒黑白到了极致。
而另一位南明的弘光皇帝被丑化的程度就更厉害，一提到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大部分人的印象就是昏庸荒淫。
一些假专家会根据明末的史料记载，指责弘光昏庸无能，麻木不仁，放纵酒色，致死多人。
所以弘光是“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痴如刘禅，淫过隋炀”，“质性暗弱，有蜀后主、晋惠帝之风，而荒淫过之”。
而实际上朱由菘是这样的人吗。
黄俶成写的点校说明对李清和他的《南渡录》做一下简单的介绍，李清，弘光时官至大理寺左丞。
他写有多种反映明末历史的著作，除了《南渡录》之外，最著名的还有《三垣笔记》。
“清修四库，首禁李清之书”，“李清治学谨严，持论平允，史家甚重其书，惜不易得睹”。
“李清服官南都，事多参决，故记述多为亲睹亲闻，较他书为详，且无明季门户之见，是南明史籍中较重要的一种史料”
“民国初年，俶成（应当就是指点校者黄俶成）母亲在李详，李清后人府中任家庭教师，尝闻这部拼着身家性命保存下来的著作失而复得。1938年，中央大学朱希祖教授在浙江省平湖县葛小严家得阅李清《南渡录》原稿，并并有李详之跋，惊喜不已，叹为南明史料中之至宝”。
《南渡录》一共有十二种抄本，黄俶成点校本就在多种抄本基础上参校而成。
根据李清的记载，所谓弘光帝童女，捉蛤蟆是为了制作药云云，纯属胡扯：“如端阳捕虾蟆，此宫中旧例，而加以秽言，且谓**季女，死者接踵。内外喧谤罔辨也。及国亡，宫女皆奔入民家，历历吐状，始得其实。”
也就是端阳节捉蛤蟆，这是宫中的旧例，而不是什么弘光皇帝搞出来的名堂，却被一些人借题发挥成泼在弘光上的脏水。
至于“**季女”，也就是童女，甚至致死多人，谣言造的很厉害，许多人也信以为真，等到了南京沦陷，宫女都逃散到老百姓家里的，把宫里的真相一五一十的说出来，才真相大白。
这些泼在弘光皇帝头上的脏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不但没有什么童女的事情，弘光甚至并不是什么好色的人，李清在《南渡录》中说弘光帝：“燕居深宫。每徘徊诧叹，谓诸臣无肯为我用者，于吴姬亦罕近也”。
也就是连宫里的江南美女都很少亲近。
而且弘光本身是相当宽厚仁慈的一个人，本来在崇祯殉国之后，崇祯的几个儿子下落不明，他接位按顺序是理所当然的。
但由于万历时期，东林党和老福王的恩怨，东林一系的官员就拼命鼓吹要立潞王，史可法甚至编造出了朱由崧所谓“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大不可立的罪状。
他们当然和朱由崧没有亲自接触过，这纯粹是由于因为政治动机编造的谣言。
而朱由崧即位后是个什么态度。
李清的记载是，“上宽仁，即位后从不追究，一日，阁臣及潞王事。上曰‘王，朕叔父，立亦其分耳’”
李清是弘光一朝的官员，曾任大理寺左丞，对许多事情都是亲历亲见，他记载的史料价值远比那些道听途说，辗转抄袭的要高得多。
事实上也不单是李清，同样在弘光一朝为官，和弘光皇帝亲自接触之后的东林党人钱谦益，也有诗句表达对泼在弘光皇帝身上谣言的愤恨，“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刑。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吹唇沸地狐群力，嫠面呼风羯鬼灵。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螫丹青。”
南明在短时间内覆灭，以史可法为代表的东林党一系的官员难辞其咎。
他们因为万历时期和福王的宿怨，为了阻止朱由崧接位，编造了大量关于朱由菘的谣言，所谓的“七大不可立”罪状，把他的形象丑化成极度不堪。
使得弘光帝从继位一开始就丧失了在臣民中的威信，导致南明朝廷在短短一年里内斗不止。
而清军能毫不费力渡江的直接原因就是当时明军大将左良玉，听信东林党编造谣言而对弘光帝极度不满，打着肃清朝政的借口发动内乱，置防清重任于不顾，把兵力指向南京。
而马士英为了抵御，也把军队力量用在防止左良玉的内犯上了。
要说南明覆灭的第一罪人，史可法排在第二，就无人能排在第一了。
史可法等人在事前的昏聩糊涂也就罢了，但大量官员包括东林系官员，在和弘光帝有亲身接触之后，扭转了自己的偏见，在自己的记录里澄清了真相，还了朱由崧的清白。
倒是许多局外人，没有亲睹其闻，依旧把凭借道听途说的流言诽谤当成事实传播。
许多历史学者宁愿采信那些荒诞不经，耸人听闻的传闻流言，而把最为可靠的李清等当事人的记载当作完全不存在一样，置之不理。
说弘光才能平庸软弱，也就罢了。非要造谣说他荒淫、童女，还把这种谣言当成确凿无疑的事实来对待。
当然如果真要这么认为也可以，那就正视南渡录中的记载，正视钱谦益的记载，拿出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进行驳斥，也是一回事情。
可有些人已经明确有当事人可靠史料澄清的情况下，就全当那些史料不存在，既不承认，也不反驳，还把那种谣传作为真实到处散播，只能说这些人是缺乏基本历史道德。
明代的皇帝，在明人当时的记载里有各种不同的议论和记载，有说好的，有说坏的；有平实的记载，有夸张的记载；有亲自接触和认真考证后写下的记载；也有道听途说的流言传闻。
到了现代，越是那些夸张的、离奇的、荒诞的、古怪的记载，越是被主流历史舆论当成是事实。
似乎许多历史学家都是用一种小报记者窥伺明星隐私桃色新闻，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的方式来对待明代历史，唯恐记录不够夸张不够离奇，不能吸引人眼球。
而那些显得平淡客观的记载被弃若敝屣，仿佛完全不存在一样。
以这种方式从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开始，一直到万历皇帝、天启皇帝、崇祯皇帝、弘光皇帝全都被丑化了个遍。
如果有人指责他们的话，他们还会振振有词的反驳说，我们引用的就是明代人自己的记载和议论，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
当然也许这也不能全怪现代的历史学家，这种做法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在梁颂成编辑校订的《杨嗣昌集》的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四库全书答问》谈到乾隆帝编纂全书的私意的时说：‘对于明朝者，乾隆帝欲暴露朱明之短，故搜集明代种种失德之记载，使之随古人名著，共传于后世，以永播其恶于人间。’
显然如果刊刻杨嗣昌的著作，那就等于宣扬了朱明大臣之长。
于是《杨文弱集》被奏缴并列入禁毁书目是在情理之中，新编定的《杨文弱先生集》也便没有了付梓的机会”
岂止是《杨文弱先生集》，凡是能澄清明代历史真相，洗清那些泼在明代皇帝大臣身上污蔑之词的书籍，比如李清的《南渡录》，钱谦益的著作诗集都在清代属于禁毁之列。
乾隆皇帝再提到李清时的咬牙切齿：“设其人尚在，必当立正刑诛，用章宪典。今其身幸逃显戮，其所著书籍，悖妄之处，自应搜查销毁，以杜邪说而正人心”。
而那些荒诞不经的毁谤污蔑明代君臣的记载倒是通行无阻广为流传。
丑化明代历史的记载中有相当大部分都是虚假经不住考证的，就说光以这种手法来对待一个历史时期，本身就是极度卑劣的行径。
等韦宝到了京郊驿站，已经有驿臣赶紧报之等着迎接韦宝的一众官员。
本来韦宝还打算在京郊驿站住一晚，明天大清早在入京的。
不过以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冯铨和丁绍轼为首的内阁大臣们都来了。
还有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这样的权臣，以及文武百官都来迎接韦宝。
韦宝也没法住一晚了，赶紧上前相迎。
“使不得使不得，爵爷快快免礼。”顾秉谦是很会做人的，离着老远就高声叫道。
韦宝依然恭恭敬敬的行礼，不敢稍有怠慢。
想起这才年尾，年初的时候，自己入京，还只是一介举人，举人还是混来的。
那时候这些阁臣对自己可没有客气啊。
这一年变化很大，阁臣本来还有几个人，都是东林党的大臣，已经致仕回家了。
像是朱延禧和周如磐，都是韦宝入翰林院的恩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