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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只图潜逃洛阳，便为彻底断绝仕进，既识时务，哪能不知追随汗王方乃大势所趋，再者，他若真一去不回，于汗王而言并无损失。”
在谢莹看来，宇文盛既不能用来威胁晋王，更不能用来威胁韦太后，便是被他潜逃去洛阳，无非便是受了一回愚弄而已，但要是宇文盛真能游说李辰翁开通漕渠之禁放行商船，那可就大有益处了，利大于弊，便值得一试。
于是长安非但解禁，宇文盛甚至做为突厥“使臣”大剌剌乘船通水禁，不仅李辰翁，晋王妃当然也立即获知了长安城内的情形。
当见晋王妃与陆离，宇文盛双眼含泪长揖礼见，先是咬牙切齿告知柴取献城之事，众人听闻长安城百姓果然惨遭屠戮，皆沉默不语，李辰翁良久方才叹道：“幸得贺澄台足智多谋，阻止更多无辜遇害。”
这时他们当然没有想到，长安城的劫难并没有真正过去，意识到阿史那奇桑并不容易愚弄的粟田马养，仍然没有放弃挑生混乱，他希望的是长安城大受损创，不仅平民，连诸贵最好也惨死铡刀之下，这样一来中原臣民必须奋死抵御，阻碍阿史那奇桑征伐图霸的脚步，与大周韦后系、晋王系混战，这样才能为东瀛争取大败新罗的时机！
的确，经过百年以来的休养生息，东瀛人野心勃勃，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对这片锦绣河山的觑觎，其狂妄自大甚至可以追溯到前朝，广末帝执政时期，东瀛遣使访华，就曾大放厥词，国书上称什么“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后又联同百济共讨新罗，意图侵犯中华，直至白江村海战失利，日本遭受重创，这才不得不收起獠牙，向中原示好，然而因新罗拒绝其使船穿行海域，导致东瀛使船不得不冒险远洋，也不知多少使者遭遇海难葬身鱼腹，却也从来不曾挫阻这个国家复兴扩张的野心。
但显然，就算日本如今得以休养生息，直接兵犯中原那是万万没有可能，因为海上风险莫测，无法避免军舰沉没，岂非出师未捷身先死？要想兵犯中原，就必须夺回近海行驶之权，那么避不可免要与新罗开战，而只有突厥大周一团混战，强国无法支援新罗，日本人才有望获得第一步胜利。
粟田马养做为日本贵族，完全不顾个人生死，就算奸计已被贺湛拆穿，阿史那奇桑对他心怀戒备，但他仍然没有打消计划。
他甚至还有一个暗中配合者，就是谢莹。
奇桑忙于军备政务，难免不能专注于盯防之事，而突厥部将骁勇有余，论智计谨慎却多有欠缺，于是盯防“奸邪”的任务便落在了谢莹身上，谢莹也不算失职，很快察觉粟田马养在与吐蕃部将接触，挑生是非。
但她没有理会。
因为她已经对央金公主忍无可忍，她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借刀杀人。
吐蕃王室推崇佛教，臣民不少虔诚的佛徒，但这并不代表吐蕃军勇就有好生之德，事实上吐蕃与突厥结盟，盟约便有一条，当夺大周城池，金银珠宝均分，奴役与女人也均分，然而当攻入长安，眼看这座繁华的城池，宫廷贵族宅邸高耸，多少奇珍异宝，突厥汗王却不让抢掠贵族，甚至连平民都禁止俘杀，这让吐蕃军勇大失所望，要知一路攻城夺地，吐蕃诸部将勇为先锋，伤亡远比突厥更加惨重，如今大功告成，却未得应有利益，这些部勇可不能领会阿史那奇桑的雄图壮志，原本就愤愤不平，哪里还经得住有人挑拨？
又因长安城解除禁严，突厥汗王宣告“一切如常、秋毫无犯”，终止了屠杀外郭/平民的暴行，民众们虽然半信半疑，不过他们当然不可能闭门不出，他们不像大族富户那样积攒了足够的口粮，他们需要谋生，而战乱已经破坏了往日的井井有条，这也让基本的生存问题变得更加艰辛，更多的人已经失业，而阿史那奇桑就算“宽仁大度”，也不可能将抢得的粮仓面对平民开放，只不过允许显望高门，将各自私库里的口粮施舍出来，交坊官向平民发放救济。
不过平民不知道救济的来源，他们以为是突厥汗王的善举，如释重负的同时，自然就放松了警惕，开始相信杀戮与动乱逐渐过去，长安会逐渐恢复往日的秩序。
不能要求这些朴素单纯的百姓产生华夏子民向蛮狄屈膝的耻辱感，他们原本就是生活在被治的底层，儒家的“仁爱”“恤民”等政治思想，仅仅在于让民众感受到安定丰足的日常生活，帝国统治之下，尊卑贵贱的等级不能逾越，民众们绝大多数都必需卑躬屈膝，他们不可能在君帝以及贵族面前耀武扬威，所以他们心目中的尊严，仅与自身的存亡密切相关，至于向谁屈膝，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正当大众普遍认为生活会回到从前的轨道时，一些人家，却又遭遇飞来横祸。
那些蛮狄兵勇，虽然不再对青壮男丁亮出屠刀，贪婪凶狠的眼睛却开始紧盯坊道上的妙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