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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湛的一番侃侃而谈，确是为了说明刘昙这回之所以铤而走险的根本原因。
“自太宗帝灭南越一国，收大周辖治，起初土族多生暴乱而不服教化，朝廷为镇乱局而多消耗，武宗之后虽有改善，为行教化德治，曾经也花废许多力气，数回鼓励民众南迁，鼓兴农耕，逐渐同化土夷蛮族，却一直实行轻徭薄役，使南越之民休养生息而服从管治，这一善政的确大见成效，岭南虽远离京治，近百载以来，也时有汛涝、飓风之灾，然而百姓却并未遭遇离乱饥寒，并非时人以为贫脊凄苦。”
更不说自从在广州设置市舶使以来，引蕃舶往来，致使商贸有了极大发展，当地大族富贾财产剧增，一定程度上当然也会让百姓受益。
那么按理来说，广州都督治下应当安平富足，能得安居乐业的百姓何至于逆谋暴乱？
“是刘昙利用仁宗朝察隐扩田之善政，厉增赋税力役，然而暴征所得却并未上交朝廷，而被其贪昧，土族更是被其胁迫，非但田税俱增，并服开矿渔猎等重役，刘昙打着朝廷旗号，却将矿产裘皮等物倒卖藩商，都督府诸多属官因而牟取暴利，只不过土族民众再也难以安居乐业，甚至不少苦累而死。”
听到这里，太后已然满面冷沉——刘昙好大的胆，当知岭南物产丰饶能供赋税非但不报朝廷，竟敢私重税收，最最可恨的是贪昧窝吞！
“刘昙虽任广州都督掌管军政，难道其辖区内诸多县令竟然尽数与他同流合污？！”太后语气肃厉，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这就要说到刘昙另一重罪了。”贺湛此时方呈案犯口供，以及诸多县令上书：“广州治下，虽有不少县令被刘昙收买，如仁化令便是其中之一，但也不是所有县令皆为贪宦，甚至不乏出身世望者，刘昙凭一人之力也实在不能尽数慑服，刘昙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故而……利用南越地处偏远朝中监管不及，私造敕书假宣圣令！”
原来如此！
太后连连冷笑，这就是为何土人作乱虽然及时平息，但刘昙却惧朝廷追根究底，打算先下手为强，将罪责尽推邵广承担！
“刘昙府中那幕僚，因为曾经长居京都，竟知邵博容与毛相有怨，故说服刘昙，称邵博容毫无根基，又因罪贬迁，若将罪责尽推其身，正合毛相国心意，必当促成朝廷重治博容，只要允准死刑，这事便能遮掩过去，想来曲江令若非为薛氏族人，刘昙亦不会为之请功，而是上奏朝廷与邵广同罪。”
当然，毛大相国这回因韦元平提醒而悬崖勒马，并没有被刘昙利用，不可能受刘昙所累与之同罪，不过倘若不是贺湛一直关注邵广，早就察知岭南一事，毛大相国落井下石成功，太后随口就判邵广死罪，批折回复，曲江令并非邵广上官，又哪里知道邵广是被冤枉？就算猜到了其中隐情，手中没有实据，也不可能质疑刘昙这个上官。
曲江令并不知加重赋税为刘昙假宣政令，就算这一任职满调任，只要不是突然就入中枢重职，也不可能察知隐情，揭发刘昙罪行，更不说刘昙一心以为他在朝中有汝阳王与毛维两大权臣作为靠山，京兆薛虽然是十望之一，可威势已经大不如前，他无伤京兆薛/利益，又哪惧薛氏会主动招惹？
刘昙虽为地方大员，却远离朝中，又哪知京兆薛中还有一个陆离为太后亲信，且以为陆离不过是区区拾遗，虽前途无量，然而眼下还不足为惧，当然，汝阳王必须知道陆离不容小觑，只不过他有意利用刘昙针对太后，仅仅只将刘昙当作刺向太后之剑而已，又哪里会提醒刘昙收敛。
但贺湛因为眼见徐修能这个起居舍人在场，不便将诸多隐情揭露，比如毛维的确有利用这回事故铲除邵广的打算，因无实据，也不好直言汝阳王的计划——尘埃落定之前，这些事情都不可能当真录于记载，作为编史依据。
“那幕僚何在？”太后郁怒了好一阵，又再冷声问道。
“已经转交刑部。”贺湛意味深长：“依微臣审问盘察，此幕僚确为汝阳王所荐，只是该犯拒不承认曾经谏言刘昙污陷邵少府，然则奇异是，该犯数回寻死，不遂，又欲绝饮绝食，一路之上，微臣不得已强灌粥汤逼其续命，总算没让气绝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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